曾国藩为何选择李鸿章，有些无奈，但更多的是无私。下面，我们就来仔细看看这里的原因。

具体做法与康熙选择雍正不同，但思路是相似的——选择与自己不同的人作为继承人，事实证明非常有效。

晚清名臣曾国藩在选择继任者时，并没有考虑德才兼备的人选，比如同样仁义的彭玉琳。相反，他选择了典型的实用主义代表人物李鸿章。这是因为彭玉琳与国父曾国藩相似，而李鸿章则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

曾国藩性格内向，性格极其坚韧。他“打掉牙齿，吞下血”。他执着、屡战、谨慎。他处处以传统道德标准来规范自己，追求完美，具有强烈的圣人意识。至于做事要谨慎。

他坚持日常自省和自律，对待上级以尊重和仁慈的态度，对待同侪以谦卑和自我约束的态度，一生以“诚”和“恒”做人。

李鸿章性格开朗豪爽，做事果断不拘小节，非常重视名誉和事业。他不在乎个人修为，只在乎天赋。

正如王尔民在《淮军志》中所说：李鸿章“率领部下，不分类别，唯重谋略、才干”。吴汝纶回忆说：“壮时辅曾文主幕，四十后辅李文忠幕。

曾先生每当做某事时，都会详细讲述自己的理由，并命同僚草拟一份草稿，然后选出最好的来使用。如果他们都不同意，那就拿出你自己的文章。如果有人比自己更好，他就会说：我的本意是这样的：现在某位先生的文章比我的好，所以我就用它。我很快就会丢弃我的手稿。所以人们努力磨练自己。事情越详细，文学思想就越精炼。

李工的情况却并非如此。他每次做事，都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说：“我要这个”。合意的就使用，不合意的就废弃。没有讨论，没有讨论，所以人们试图弄清楚它的含义。两位先生的严谨气质由此可见一斑。 “这显示了曾和李之间的区别。

李鸿章太有心计，太善于运筹帷幄，太善于决策。例如，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1860年9月，英法联军攻克天津，准备向北京城墙进军时，昏暗懦弱的咸丰帝命令曾国藩鲍超围攻安庆北上。秦王逃往热河途中。但此时，湘军与太平军在安庆的决战到了关键时刻。

此时的曾国藩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如果不勤奋，就会有道德缺失，就会受到天下人民的唾骂；如果不勤奋，就会受到世人的唾骂；如果不勤勉，就会受到世人的唾骂；如果不勤勉，就会受到世人的唾骂。如果他北上勤奋，安庆战场上的战绩很可能会功亏一篑，影响天下安危。关键是，昏昏欲睡、日改令的咸丰帝，很有可能在去见秦王的路上突然做出一些荒唐的事，让他进退两难。

而且，为了国家的最大利益，乱兵之王才是最好的选择。然而，来自道德、皇帝命运等方面的巨大压力，曾国藩面临现实困境，常常夜不能寐。最后，李鸿章想出了一个绝招：拖延。

他提出湘军与太平军的安庆之战事关“天下安危”，从而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确实与事实相符）。秦王应该“听兵令”，静观大局的变化。曾国藩经过慎重权衡，采纳了这个建议。

于是他向朝廷报告自己愿意北上，但他指出鲍超虽然作战勇猛，但对北方的情况却很陌生。秦王北上时是首领，所以表示“不能来”，于是上奏朝廷等待胡林翼和自己。 “酌情派一名人员到北京保护基金会”。

这其实是借口负责而故意拖延时间，因为来回汇报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正如曾、李所料，很快就接到朝廷的命令，“议和”已经完成，无需北上见秦王。这是李鸿章足智多谋、处理复杂问题能力的典型例子。

但仔细一看，李鸿章的才华远不如他为人。他甚至可以用不太正直来形容，是实用主义和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典型结合体。

比如在处理李元都事件上，他就表现出了太多的才华。李元度长期追随曾国藩，率兵驻守惠州。遭遇太平军李世贤的进攻，曾国藩严令李元度严阵以待，绝不轻易上阵。但李元都没有听从曾国藩的指示，擅自出城作战。他第一时间就崩溃了，导致曾国藩安徽祁门大营的门户徽州失守。

关键问题是，李元度战败后，在浙赣边境徘徊了很长时间，很久没有回来。更可恨的是，他虽然后来回到了祁门，但很快就擅自离职，私自离开了。曾国藩悔恨不已，决定上报朝廷弹劾他，建议严惩以严军纪。

曾国藩此举天经地义，但部下却反对。李鸿章更是坚决反对，坚持认为“结果将是弹劾，弟子不敢起草草案”。曾国藩果断回答：“我自己就是起草者。”李鸿章竟然威胁道：“若如此，弟子也将离开，不能留下来当侍从。”曾国藩大声说道：“方便的话。”李鸿章和曾国藩红着脸离开了祁门大营。

为什么说李鸿章在这件事上太聪明了呢？因为安徽祁门的条件艰苦，他心里早就想留下来，但又不能就这样离开，否则会被世人嘲笑的。

李元都事件的处理，不仅表明他为了避免部下暂时的失败而受到严惩，不惜与老师闹翻，从而体现了他的侠义和勇气，也让他暂时脱离了困境。奇门，如果以后条件好转的话，他还可以为曾国藩留下改变的余地。如果因为其他原因和方式离开曾国藩，就很难再回来了。

这样的处理方式绝对是完美的。这个理由看上去很高尚，只是意见不同而已。并不是为了自己，也避免了当时舆论的批评。天赋确实比普通人高出不少，但是诚信程度确实不高。

这件事与曾国藩没有立即遵照皇帝的命令北上秦王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因为曾国藩是以事关天下安危的安庆战局为主要出发点的，而不是一己私心。兴趣。

李鸿章离开祁门后，两人才真正认识到对方的重要性。在曾、李共同好友胡林翼、郭松涛的“调解”下，师生之间的分歧得到了化解。正如李鸿章所料，一年后曾国藩邀请李鸿章回到他身边。这件事不仅显示了李鸿章的才华，也显示了曾国藩的博大胸怀和无私奉献。

因为曾国藩和彭玉琳都有圣人情结，他们绝对不会做这种不正经的事情，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当时，曾国藩深刻地认识到他所创建的湘军已经开始失去活力。在这种情况下，他和彭玉琳都无力改变，于是他心胸宽广，用人唯才是举，不计前嫌毅然选择了李鸿章。

事实证明，这是李鸿章创建淮军取代湘军的基础，从而保证了淮军在歼灭捻军、维持清末复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王朝。后来李鸿章并没有按照曾国藩原来的想法继续发展自己的事业，这恰恰保证了曾国藩开创的事业不断发展壮大。

当然，选择继任者往往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问题。曾国藩在选择李鸿章时，就意识到李鸿章的不诚信，并对此不满意。但除了彭玉琳之外，还有哪些候选人可供选择呢？唯一的选择就是李鸿章。

曾国藩对彭玉琳的评价显然比李鸿章高，但他要超越这种情感并不容易。为了事业，曾国藩选择李鸿章有些无奈，但更多的是无私！